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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和台儿庄区实验小学学生在一起
名地名酒台儿庄， 酒家争赶兵家强。 一杯载我三乡去， 诗乡梦乡到故乡。 ——主人公的诗
对于先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的著名剧作家、著名诗人贺敬之，如果谈起他的著作，几乎无人不知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诗篇《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也无庸置疑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歌剧、诗歌新纪元的卓越贡献；而如果谈起他部长的经历和政绩，就会有绝大多数人说不出个一二三来，甚至有人在他任部长期间就断言：“贺敬之当部长，只能使我们国家少了位诗人，多了个官僚！”是耶？非耶？
在贺敬之当了十二年副部长、部长后并卸任九年的今天，不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历难更开新诗境”
粉碎“四人帮”后，曾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被于会泳当部长的文化部监管，正在石景山钢铁厂被监督劳动改造的贺敬之，被召了回来。并被安排到文化部参加核心组的工作。其间，他为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诗友写了首诗《赠诗友》：
诗心未负江山债， 诗人非属江郎才。 历难更开新诗境， 黄河九曲诗汛来。
著名诗人、诗评家贾漫，说此诗表达了贺敬之对诗友的理解、信任和对诗歌战线今后的希望。愚认为，还有他自己的心声宣言。
在这风雨兼程的马鞍形仕途跋涉伊始，贺敬之就为自己设定了“慷慨赋新章”的目标和要求，逐步形成具体为一个座右铭式的施政理念：
三、四精神，一、二路线； 解求拨反，持展强善； 两线两大，始终一贯； 小草远志，力微心健。
“三、四精神”，即三中全会精神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二路线”，即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求拨反”是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持展强善”，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两线两大”是指防“左”、防右两条战线，大团结、大繁荣；“始终一贯”则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断警策；“小草”、“力微”，是自谦也是定位，“远志”和“心健”则是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志。寥寥八句，不也展现出一个高远、深刻的“新诗境”吗？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贺敬之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就在党中央和文化部党组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组织文化战线揭批“四人帮”罪行、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的工作。
十年浩劫，文化部是重灾区。“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党羽、亲信，为了维持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利益，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残酷迫害，仅在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遭受其各种迫害的就有上千人，受株连的人更多，搞了一大堆冤、假、错案。
作为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歌剧《白毛女》主要执笔者的贺敬之，以解救新社会非常时期出现的“喜儿”、“大春”、“杨白劳”的急切心情，呕心沥血地工作着。他在机关座谈，下基层调查，召集会议，审核材料，制订方案等等，常常忘记了开饭时间，以至使机关食堂的同志几次尴尬。他总是说：“这都怪我，没有你们的责任。以后我要是没按时来，请你们随便给我留点菜就行，主食能留个窝窝头最好。”
几经努力，贺敬之根据党的政策，和调查核实的有力事实，先后为海默、罗静予、王昆、齐致翔、杨秉荪等一批艺术家平了反，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和工作(后来大都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文艺界无不为之欢呼。
与此同时，对受“四人帮”蒙蔽、受极左路线影响犯有不同错误而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的人，则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例如当时的“样扳团”中有位知名女演员，在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受“四人帮”亲信唆使，在会上发言表态说：“不怕舍上孩子，也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中，被视为问题严重者。这位女演员也忧心忡忡，担心被列入“四人帮”的党羽圈子里。贺敬之了解情况后，明确指出：这只是个受蒙蔽的问题，应及时给以解脱。有的同志就想不通，劝他要慎重，不要为某一个人担风险。他说：我们党的原则就是要为每一个同志负责，共产党人不能也不应该为一已私利而怕担风险。
也正因为这样，在1978年9月，中央关于对“右派”进行改正正式发文之前，贺敬之就在党组会上提出：“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右派。因此，真正落实政策就不能只是“摘帽子”，而应该彻底平反、改正。他为此向中组部有关领导建议，并向文化部党组明确提出：尽快解放美院附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一批学生，把他们从下放地调回北京安排工作。这对背负着“十字架”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改造十多年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彻底的解放啊！可是，在实施中，有人坚持说这些人不能返回北京，只能留在当地。贺敬之对此慷慨陈词：这些同志不明不白地被划进了“右派”的名单，又不明不白地受了这么多年的罪，怎么能不给人家落实政策呢？要彻底平反，尽快落实！在他的坚持下，这批同志终于回到了北京。后来，有的当了干部，有的重整业务、成了画家、书法家。
更应该提到的是：他积极热情地参与解决为胡风平反、为冯雪峰平反、为丁玲平反等重大历史疑难问题。尽管每个问题都困难重重，但他矢志不渝，不怕压力，坚持到底，直到解决。
解决历史的问题困难，解决现实的问题更不轻松。在贺敬之两次任职的马鞍形仕途中，正是我们国家的非常时期，文艺界更是“乱花欲渐迷人眼”，可是贺敬之，“白发惟有赤心存”，“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文艺方向的指南针，始终是他于1942年5月聆听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任斗转星移、风云变幻，他始终如一。但他绝不是“食古不化”，也还有他的“持展强善”，前两个字就是：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把关于文艺工作的口号表述为“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没再提建国以来长期沿用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一时间，会上会下乃至会后，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赞成的人中还有的把这一口号理解为“文艺与政治脱钩”。邓小平在此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又特别讲道，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不提它“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为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委托贺敬之采取多种形式，征求意见，以求统一。贺敬之在一次中宣部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提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不久，这个意见就被中央采纳了，把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今未变。
实际上，在这一总口号形成之前，贺敬之就已经自觉实践总口号的精神了。总口号形成后，他就更加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贯彻和落实。他先后参与组织恢复文联和各文艺协会的工作，支持召开并亲自参加了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主持并具体组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既抓文艺队伍的建设，又抓文艺创作的繁荣，还抓文化事业的建章立制。仅1983年，他就多次提出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和大繁荣。1月，他在纪念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40周年大会上，又一次响亮地提出要坚持“戏曲艺术为人民服务”和“推陈出新”的方针；3月，他号召青年诗人：加强思想锻炼，深入人民生活，钻研艺术技巧，取得比老一代更大的成绩；5月，他在中国作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举旗、鼓劲、团结”；同月，他又向中国戏剧界强调：“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开创戏曲工作新局面”；8月，他郑重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点建设’”；10月，他因势利导，提出文艺界要“正确地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11月，他在全国宣传画展览优秀作品颁奖大会上作了“关于宣传和宣传画”的讲话；12月，他又在歌剧座谈会上讲了“发展新歌剧的几个问题”。
在他任职的十多年中，他组织领导或主持、参加的这类日常工作，难以计数。与此同时，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宣部具体领导下，他还参与组织了文艺战线新的反倾向斗争，即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两场涉及党内外以至境内外的明明暗暗、上上下下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而他，作为分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不能不身处第一线。也正因为这样，他无疑就成了精神污染传播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者的攻击对象。
1984年9月中旬，中宣部报请中央批准，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个由50多人参加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由贺敬之具体主持、组织。其主要内容可以用贺敬之的开场白概括：讨论中宣传部准备下发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文艺体制改革、繁荣文艺创作工作条例和建议等文件，交换对文艺形势的看法，对“清污”和“左”、右倾向等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希望在准确理解中央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讨论，以逐步统一认识，增进团结，为第五次文代会做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他提出会议的开法是“学习交流，沟通思想，着眼大局，求同存异。”
会议气氛一直不错，与会同志发言踊跃。应与会同志要求，会上还宣读了中央关于给丁玲进一步平反和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发言中提到：对外友协的一份简报上，报道总书记胡耀邦关于“清污”问题回答外宾说：“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赵寻说：“这和耀邦同志的一贯态度不一致，这报道是否准确？叫我们下边的人怎么执行……”
贺敬之当时即解释道：不论简报报道是不是准确，那是以前的事了。耀邦同志前不久的批示是赞成、支持清除精神污染的嘛！
会议就是这样正常而卓有成效的进行着。一天，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办公厅要马上报送座谈会的全部文件和简报。接着，又通知贺敬之到中南海开会。
贺敬之按时到达中央书记处会议室时，总书记胡耀邦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等都已到场。 胡耀邦开口就严肃地告诉贺敬之：“你们正开的这个会，我们不知道。”
贺敬之愕然，正想说，不是请示过您了吗？胡耀邦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敬之同志，你先不要说，说也无非是解释。你们的会怎么收场？如果你们不行，只有中央去收了。时间不多，你先听别人发言。” 啊！这不是在剥夺我的发言权吗？这是怎么回事？耀邦同志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呀？
贺敬之同胡耀邦有过几次交往。时间最长、了解最深的一次是1956年。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贺敬之同他一起访问延安和三门峡。也就是此行，贺敬之写出了著名的《回延安》和《三门峡歌》。胡耀邦给予了他很高的赞扬。他也感受到胡耀邦这位长征时的红小鬼博学多识，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敢于负责，光明磊落，是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好领导。1963年，他写了长诗《雷锋之歌》，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报率先以巨版发表。就在此次他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时，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特地打电话给黄镇，说这次文化部的领导班子是得人心的。
而今是怎么回事呢？贺敬之如坠十里雾中。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一门心思组织、主持这个座谈会时，会外流言四起，说什么“这是背着中央开的一个‘黑会’，是‘整人的会’，是加大马力搞‘清污’的动员会”，并说会上“已列出了一个百多人的批判名单”，还说“贺敬之把丁玲捧上了台”，更有耸人听闻的：“赵寻在会上公开反对胡耀邦”……
中南海的这个会就是在这些流言的大潮中召开的。胡耀邦制止了贺敬之的发言后，一位资格颇老的同志就翻开一份材料，批评贺敬之说：“……你们还要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批这个、整那个……海内外多少项投资都抽回去了，还能再这么干吗？丁玲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怎么又弄出来了？还有个简报的事，矛头指向谁呀（弦外之音：这不是指向胡耀邦吗）？……”
接着又有两人争先发言，其中一个批评贺敬之“开场白”中“只讲坚持，不讲发展……” 贺敬之实在憋不住了，他不禁严肃地直问总书记：“耀邦同志，今天是批评我的会吧？我是不是没有发言权了？” 胡耀邦说：“你是中央委员，谁说你不能发言？你说嘛！”
贺敬之单刀直入：“你们刚才讲的这些，都不是我们座谈会的真实情况。刚才×××同志翻看的材料是封告状信吧？我要说那完全不是事实！××同志批评我的发言，可惜只引用了上半句，你再看看下半句吧。至于我们的这次会……”他把座谈会的宗旨、内容、开法及进展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还特别说到五次文代会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鼓劲、团结、繁荣，而这个座谈会就是为五次文代会做准备的。最后说：“这些，我们都是正式汇报请示过的。”
邓力群插话对胡耀邦说：“在北戴河，我向你汇报过，你是同意的。” 与会者面面相观。
胡耀邦想了想说：“噢，对了，是有这回事。” 贺敬之反问：“那么，我们这个座谈会怎么收场呢？”
胡耀邦说：“就按你们这样开下去好啦，自己收场吧。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文艺界要团结。我特别注意的是开好五次文代会，争取能按时召开，要求能开得成功，实现文艺界的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遂宣布散会。
“请等一等，耀邦同志。”贺敬之赶过去说，“有些问题还没谈，特别是我觉得有同志有误会，我希望和你谈谈。你要没时间，别的同志也行……”
胡耀邦说可以，只是自己近日确实没有时间，让贺敬之决定同谁谈都行。
贺敬之决定同分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谈。胡也乐意同他谈。而且两天后两人谈得很好。中央推翻了对这次座谈会的污蔑之词，并对这次座谈会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贺敬之当时如释重负，自认为中央对当前文艺界的分歧有了明确看法，可以由此逐步取得一致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会后不久，那些诬蔑、不实之词变本加利、滚雪球般地广为传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上下串通，内外结合，形成了一个个砸向贺敬之的黑云浊浪。但贺敬之巍然不动。他几次应邀题词，都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诗经》中的两句话：“吾心非席，不可卷也；吾心非石，不可转也！”照常抓紧应该做的工作，照样坚持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精神并防止出现以“左”反右的偏差。可是不久，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这两场斗争，都中途夭折。清除精神污染的失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夭折，是他第一次因无力回天而不得不请求辞职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一步泛滥终于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立场坚定反对这次动乱的贺敬之也再次成为有些人加倍攻击的对象。
有好心人曾为他“开脱”说：他身在其位不能不“奉命行事”，其实他内心深处也和“大家”一样，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贺敬之对此断然拒绝，至今依然：“不，我是衷心拥护、积极执行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策的。奉党之命和‘奉心之命’是一致的。至于‘左’，当然是我多年来从未忘记一定要反要防的。但当右成为主要倾向时，大前提当然首先反右。对于那些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当成‘左’来反的人，我是不可能也不准备让他们感到满意的！”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中央又让他复出重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那些曾在不久前大肆攻击他而又被卷进政治风暴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心里捏了把汗：一场打击报复恐怕在所难免了！其实，他们又错了。
贺敬之到文化部上任后，没有照常规发表施政演说，也没有指手划脚，只讲了六个字：“让我们学习吧！” 这六个字不是内涵丰厚、寓意深远吗？不也是个“新诗境”吗？
他在大小会上的讲话及个别谈话中，都反复强调文艺队伍大多数是好的，对“卷进”这场风暴里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因此，主要是一个学习提高的问题，是人民的内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他反复强调“不能以‘左’反右，也不能以私反右”。对于全面的工作，他提出“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把整顿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在警惕外部的文化渗透的同时，要扩大对外交流”等等。
在清查清理与政治风波有关联的人和事中，尽管被“卷进去”的人很多，但涉及到清查清理的人只占文化部全体干部的1%还不到；其中受到组织处理的，就更少了；没有一个是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在贺敬之提过的处理意见中，未被有关部门及中纪委采纳的，只有因偏宽而没有因偏严的。
贺敬之就是这样的人！ “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
“诗乡梦乡到故乡”
1985年10月的一天，贺敬之接见了台儿庄区区长崔师亮等四个同志。崔师亮向他汇报了准备筹建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设想，并呈上报告，以请贺敬之帮助尽早批准这一报告。
台儿庄大战，对于贺敬之来说，是太熟悉了。当时，刚过13岁的他，考上兖州滋阳简师不久，由于日军的入侵，学校南迁，正在离台儿庄仅20里路的贺窑家中，准备南下寻找学校。台儿庄大战打响了。一连半个多月，他整天听着一阵阵的炮声惊天动地，机关枪及步枪声像暴风雨一样一阵接着一阵，爬到村边翠屏山的山头上，还可以看到台儿庄方向炮火的闪光及一团团的烟尘。十多天内，不断有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军从村前经过。大战结束没几天，他就和4个同学一起外出寻找南迁的学校去了。直到1940年春他到延安之后，才逐渐清楚：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军痛歼日本侵略军一万多人而震惊中外的大会战，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后，中国人民取得的第二个大胜利，是日军侵入中国后受创最重、失败最惨的一仗。随着他在革命队伍里学习的深入，对此战意义的体会也愈加深刻。
而今，听到家乡政府的这一设想，不禁为之欣喜、为之激动。同时他也考虑到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抵毁共产党抗日、美化国民党的思潮，遂对崔始亮说：“你们的这一计划很好，台儿庄大战是我们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参加此战的国民党军的爱国热情、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都是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今天，建造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有着特殊的意义。我支持你们，也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做些工作的。”崔始亮等人十分高兴，遂请他给予指示和指导。贺敬之说：“指示、指导说不上，我倒是有点建议。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10万多人参战并取得胜利的。但是，此战的选择和发起，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是特地派张爱萍去说服动员李宗仁吗？战役发起后，共产党还派新四军、八路军在南北给予配合。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实际上也是国共合作的胜利。建大战纪念馆，这一笔不能忽视。要实事求是。还有，我们的家乡应该说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就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此后的鲁南战役、淮海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牺牲了不少同志。爱国献身的国民党军将领应该纪念，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人，也不能忽视。不然，群众会有想法的，社会效益也不会好……”
后来几次会见台儿庄有关人士时，都谈到了这一点。
中共台儿庄区委、区政府，认真研究并落实了贺敬之的建议。纪念馆建成后，又投巨资重修了台儿庄烈士陵园。如今，这两块纪念地都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贺敬之为这两大基地都倾注了心血。他除敦促有关部门迅速批复建造纪念馆的报告外，纪念馆落成后，他欣然题词祝贺：“捍卫祖国，众志成城；振兴中华，四海归心。”后又为台儿庄大战胜利六十周年题词：“悠悠大运河，浪潮滚滚思国难；历历台儿庄，血战声声震民魂。”他为烈士陵园的重建给予了资金上的赞助，也为其题词：“红旗百代英烈千秋”！并于百忙之中专程返乡参加了开园典礼。
此次返乡，是他投身革命阔别家乡59年后的第三次回台儿庄。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88年。那正是他第一次卸职后的时间。当时他，抚今忆昔，感慨万端。当他参观了投产不久且有很好效益并热销台湾海峡的台儿庄酒酒厂后，即兴题诗：
名地名酒台儿庄， 酒家争赶兵家强。 一杯载我三乡去， 诗乡梦乡到故乡。
他游览了峄城万亩石榴园，题写了《四园诗》。其四曰：
共叙河山腾飞愿， 谁听改色变蔚蓝？ 榴园尽染先烈血， 熠熠红旗识故园。
当时电视片《河殇》反复播放，鼓吹“全盘西化”，妄图以西方所谓“蔚蓝色文明”取代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诗人触景生情，义愤并嘲讽地诘问：“谁听改色变蔚蓝？” 他对故乡齐鲁大地一往情深。故乡的每一步前进，他都由衷高兴。早在1985年，他就专程到青岛参观了黄岛开发区，并留下了诗句：
青山几番复完壁， 黄岛一瞬增明珠。 开怀尽纳五洋水， 炯目长龙善澄污。
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不仅仅是为家乡的喜忧而喜忧，而更多的是为党的喜忧、国的喜忧而喜忧。 1987年秋，正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夭折之时，他“心载数月所感而偶有故乡山东之行。几年来见喜、见忧，心绪繁纷，尤以此番为最。此行数日内，或应人索题，或情不自已，匆促间草成‘打油’多首……”题为《故乡行》。两年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其中——
济南会友
泉城多真水， 历下少虚情。 故人故心在， 故乡问征程。
应大明湖索题
湖想稼轩北固楼， 泉思易安舴艋舟。 唯愿二杰愁写尽， 从今鲁歌无隐忧。
《登岱顶赞泰山》这样写道：
几番沉海底， 万古立不移。 岱宗自挥毫， 顶天写真诗。
这不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吗？《岱顶夜骤寒》更发人深思：
身似归云眠岱顶， 不测夜寒骤起风。 难阻日观峰上去， 纵目万里海浪中。
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伴随着贺敬之革命的人生。回首他曲折坎坷的风雨仕程，尽管笔者只浏览了他的几片脚印，不也可以管中窥豹、不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明吗？至于前文提到的有人的“断言”，那已被事实所粉碎。事实告诉历史、也告诉未来：贺敬之当部长，我们国家不仅没少一位诗人，而且多了位公仆，不，准确的说是多了许多位公仆，多了许多艺术家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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